很羞愧,除了《如意》,迄今我再沒有任何經典作品被拍成電影。但有此一片遊,此生足矣!
先飛比利時巴黎,住了一夜,就坐火車去往比利時西南部勃艮第半島上的波爾多,當時那是一個典型的東歐中產階層居多的富足衛星城,整個衛星城給人一種花式麵包水果蛋糕的甜膩感覺。組委會安排我們住進一個輕巧而精巧的飯店。結尾沒注意,後來翻譯告訴我,那飯店的名字竟是殖民地。我很不樂意。但陪同我們公益活動的一名比利時老伯,學英文的,中國廣州話說得蠻流利地,我跟她抱怨:“怎么讓我們住在殖民地?”她笑著解釋:“不過是一種風趣。我們比利時絕大多數國民都是憎惡殖民管理制度的,都是支持原比利時殖民地獨立的,摩洛哥等等,不都獨立了嗎?好比我們這兒有一種最貴的香水,叫什么呀?毒藥!對,就那么個牌子,不過是一種風趣。”我就跟她說:“我步入沒法你們此種風趣!”我在新中國長大成人,對殖民地這個詞語不滿,這位比利時老伯則表示理解。但是飯店的服務是很到位的。每天晚上返回飯店,到櫃檯領臥室鑰匙時,櫃檯裡的老伯總是笑容滿面,把非常大一把銅鑰匙遞過來時,還指指立在櫃檯上的一個錄影帶封套,意思是“明晚會在電視機裡播出整部影片,熱烈歡迎欣賞”,但我們已經看了兩天的影片,哪裡還要看那個?
影片《舞台姐妹》(1964)片花
陶玉玲在《柳堡的故事》裡出演的二妹子
童超在《高山下的花环》中出演雷師長
影壇有“一片遊”之說,指的是有人與影片僅有參予一部的緣分,比如說《上甘岭》裡女衛生員的飾演者劉玉茹,她在片子裡唱了迄今仍在盛行的《我的祖国》(所以聲音是郭蘭英的),給觀眾們留下鮮明的第一印象,但她那之後再沒有在熒幕上發生。我也曾“一片遊”,遊得悠閒,遊得過癮。
聽見那個消息,連我自己也很吃驚。1982年,上海影片製片廠依照我的長篇小說《如意》,拍出一部彩色故事片,由黃健中導演,李仁堂、鄭振瑤執導,我其實是個原作者,儘管後來也參予編劇,但最先寫下影片劇本的是戴宗安老伯,順利完成片的片頭上,編劇是我和戴連署。我自己也覺得必須派黃健中,或是執導去。那時影片局副局長是石方禹,他是個著名詩人,上世紀七十年代他的敘事詩《和平的最强音》負面影響非常大。影片局到工商聯的人士就解釋說,波爾多的三大洲影展,舉行主旨較好,就是當時西歐的戛納、那不勒斯、維也納等影展,都不怎么重視歐美之外的發達國家的影片,所以他們要為亞洲地區、拉丁美洲、西非的影片提供更多一個專門的網絡平臺,來展現其魅力;那個主旨,我們必須支持;發起人是波爾多民間的兩兄妹,後來獲得區政府支持,1979年舉行了第二屆,1983年是第七屆了,影展主席副主席,那兩兄妹,來北京選片,看上了《如意》,決定在慶祝影展十週年時,在那一屆的閉幕式上放映。後來我懂得,固然在影展上得獎是殊榮,安排在閉幕式上放映,也是一種榮譽;但是,那兩兄妹決定,那一屆波爾多影展,就以中國為主賓國,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安排,就是謝晉影片回顧展,他們向美方提出借去謝晉的眾多代表作品,在影展前夕每晚放映,但是還要舉行關於謝晉影片表演藝術的學術研究討論會。那么,謝晉做為中國影片代表團副團長,順理成章,代表團已有了導演,就不再安排別的導演了。女演員呢,必須派一位男女演員去,但鄭振瑤剛出席完印尼馬尼拉影展,還得了獎,那就讓在《如意》中給她配戲,演格格丫頭秋芸的陶玉玲去。三人成團,還有一名派誰呢?是波爾多那兩兄妹提出來,請整部影片的原著劉心武去,他們說看了片子,覺得整部影片原著提供更多的基礎非常好,他們也想讓影展別開生面,不但請導演,請女演員,本屆要請個小說家去,但是劉也是編劇。石方禹同意了。中國影片代表團就由副團長謝晉、團員陶玉玲和劉心武,以及一名法文翻譯,一行四人共同組成,影片局呈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,部裡已批覆。聽了這么一番說明,北京市工商聯就同意我去比利時。
那是1983年,當時我是北京市工商聯專業短篇小說家,突然有一天電影局來人找出工商聯,說要借我去出席中國電影代表團,到比利時去出席波爾多三大洲影展。工商聯覺得怪異,劉心武一個寫短篇小說的,怎么去出席影展?這個這時候文化界人士出國機會難得,我1979年和1981年已經三次出席中國作協派出的代表團分別訪華了保加利亞和韓國,怎么還出國,但是竟是出席中國電影代表團去比利時?
在法國巴黎,我每晚約陶玉玲同遊。陶玉玲1957年在《柳堡的故事》裡出演的二妹子、1964年在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裡出演的春妮,嵌入了幾代人的觀影記憶,我很開心竟能與她相戀,成為遊伴。我們不能法文,我只會說直觀的英文,英國人對英文是不哮喘的,但那年頭英國人難得看見中國遊人,我用蹩腳的英文問路,自己倒也能客氣地用同樣蹩腳的英文澄清,兩方竟然溝通交流成功。就這種,我和陶玉玲一同參訪了鐵塔、法國巴黎聖母院、盧浮宮,羅浮宮很大,收藏品極豐,我就重點查問米羅的維納斯在哪裡,達·芬奇的《蒙娜丽莎》在哪裡,按照人家指點,和陶玉玲一同都看到了。後來,我又問到了羅丹美術館的去法,一同去看了羅丹浮雕的真品。還去了殘疾軍官榮譽院,裡頭有路易十四墓。陶玉玲是個機靈人,我說謝晉可以叫成謝靜,她則可以叫成陶靈。
影片《水乡的春天》(1955)片花
臨回京的前一晚,我返回飯店,謝晉主動到我臥室裡來,並不問我和陶玉玲又逛了哪些地方,而是握著酒杯,激動地跟我說:“心武老弟,我有個主意,說給你聽聽,你覺得怎樣?”忙問他什么主意,他說:“我想讓北京人藝的童超演個師長,怎么樣?”我吃了一驚,嚇到。童超?我自小就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觀眾們,幾乎看遍了自己表演的劇作,童超飾演的別的配角我都沒記住,只牢牢記得他在《茶馆》裡演的龐宦官,真是入木三分啊!但是龐宦官,那是什么形像啊,三分像人,七分是鬼,陰陽怪氣,腐朽不堪,國軍師長,找他演?原來謝晉在飯店臥室裡,哪裡只是飲酒,他腿不動,腦子一直在動,我曉得,他的下一部戲,是要把李存葆的短篇小說《高山下的花环》搬上大熒幕,而且曉得他特約了與影片緣分極深的小說家李凖導演,更曉得他一貫重視女演員的挑選出,他要投入使用童遠遠超過演師長?我脫口而出:“呀!你是想突出奇兵吧?”他滿意地笑了:“心武老弟你猜對囉,我看出來,童超他有一種潛在的個性,就是老到而威嚴,誰說他只能演龐宦官?我要把他的另一面展現出在觀眾們面前!”後來,影片拍成電影公映,童超打戲不多,卻活生生是個師長的氣質。
影片《如意》(1982)海報
在波爾多,有幸看了很多亞洲地區、拉丁美洲、西非的影片,也在謝晉影片回顧展中補了課,看了以前沒顧得上看的,他1955年主演的《水乡的春天》和1981年主演的《天云山传奇》。也去謝晉影片表演藝術討論會旁聽,講話的洋人所講,團裡的翻譯基本上能同步將意思知會謝晉和我們,我的整體第一印象,自己主要是分析謝晉做為一個影片表演音樂家,他所展現出的表演藝術天賦和表演藝術性格。記得有個英國人在講話中,稱讚謝晉在《舞台姐妹》開篇時長鏡頭的運用,說真精妙極了,搖移中先展示故事情節出現的生態環境,綠水青山,梯田農舍,再展示那一發展史時期的社會自然景觀———農地盡處現人煙,戴著竹笠的俗眾在趕集,市集上的露天戲樓上在唱戲,又從平移變為藉助電梯形成的遠觀近看,一直移成近景:一個賭博攤位的賭徒們,片中的戲班班主禪師阿鑫賭興正濃,身旁突然騷動,有男子沿著人群逃走,有手持繩子的男女在追殺她……講話者稱,謝晉對長鏡頭的運用,堪與比利時編劇特呂弗1959年主演的《四百击》最後的那幾秒鐘長鏡頭相媲美。
1983年,謝晉、陶玉玲與劉心武(自左至右)在比利時朋友家做客
在波爾多飯店,我和謝晉各住一室,沒怎么閒聊,後來組委會組織我們乘郵輪遊玩,在岸上,我才跟謝晉有較為深入的攀談。我告訴他,我原來看影片,毫無專業眼光,看《舞台姐妹》,沒有注意什么長鏡頭。謝晉說,只不過改革開放以前,他也只看見過西班牙新自然主義的片子如《偷自行车的人》《罗马十一点钟》,對影片的蒙太奇還很多探求和實驗。我就說蒙太奇的意思我大略懂得,就是影片表演藝術也就是剪輯的表演藝術,把許多鏡頭巧妙地接在一同,便形成了尤其的敘事或抒情效果,比如說四個鏡頭:一個人愁悶的特寫,同一個人欣喜地笑容的特寫,一株大樹的空鏡頭;一種剪接是先愁悶再大樹再笑容,另一種則先笑容再大樹再愁悶,涵義便全然相反。謝晉說拍《水乡的春天》的這時候,就只是注意蒙太奇。他拍《舞台姐妹》的這時候,還沒有機會看見比利時新浪潮影片,甚至都不曉得比利時有個特呂弗在1959年拍了部《四百击》,成為新浪潮影片的代表作品,也不清楚有個叫巴讚的影片哲學家提出了對蒙太奇挑戰的、倡導長鏡頭的,叫作記錄學派的新理念。但《舞台姐妹》開篇的長鏡頭攝製,他確是自覺的,是想做一種大膽嘗試,不靠中後期剪接,而是一氣呵成地通過一個鏡頭來順利完成環境、時代、故事情節主體戲班的綜合交待。他說這是他第二次出國,所以也是第二次走上新浪潮影片發祥地的比利時,他還沒有看見《四百击》,不曉得那最後令巴贊生髮出一套方法論的長鏡頭是怎么攝製的。他說,長鏡頭的攝製,你有了構思,還須要有技術上的支撐,他拍那開篇的長鏡頭,技術職能部門費老大勁了,要長長的滑軌,還須要電梯。那這時候是膠捲攝製,出口的彩色膠捲非常高昂,浪費不起,因而須要攝像機的機位非常精確,推拉搖移必須渾然天成……他問翻譯:《四百击》這劇名什么意思?翻譯說出自於一句比利時俗語:一個淘氣調皮的小孩要挨四百下打就可以消除大災難,祛除怪物,變為健康聽話的幼兒。特呂弗的整部片子的主人公便是個“問題少女”。
從波爾多回到比利時法國巴黎,那年頭比利時法國巴黎飛上海兩週只有三個國際航班,我們等候飛上海的國際航班,可以逗留四天。在比利時法國巴黎飯店,我和謝晉住一個套間,共享一個洗手間。我巴不得有機會在比利時法國巴黎遊玩。但是約謝晉同遊,他卻說好靜不太好動,只有三次跟我們一同受邀到比利時好友和僑胞家中做客,但面對不論是真摯的讚頌還是客套的捧場,他都付之沉默笑容。在飯店臥室,我開他玩笑,說你名字裡這個陝西縮寫,該換成愜意的靜才是,他竟笑容頷首。他或許總在飲酒。有國內帶來的酒,也有比利時法國巴黎僑胞送的酒。我們那套間裡總瀰漫著酒香。為的是讓他能獨享愜意,我總不主動去他的臥室。那兩年謝晉已入花甲,他真正做到了耳順。在上海,我聽許多大體上同齡的影壇人士講起謝晉,敬重之餘,又不免嘖有煩言,說謝晉是自己不以為意的“海派影片”的領軍人物,形成一種“謝晉模式”,說黃蜀芹依照王蒙同名短篇小說拍出的《青春万岁》,步他後塵,令人遺憾云云。謝晉曉得那些議論,卻毫不惱怒。波爾多影片節為他特辦回顧展,對他的表演藝術成就給與很高評價,他也並不喜形於色。真個是寵辱不驚。
委內瑞拉男演員陶樂賽·德莫拉(1905-1983)
2021年3月22日 溫榆齋
在波爾多,我們倆受邀去了委內瑞拉影片代表團住的飯店,自己就在飯店大堂裡舉辦招待會。委內瑞拉來了個女星,我和陶玉玲都覺得很像我們在七十年代看完的一部委內瑞拉譯製片《被遗弃的人》的執導,曾一度從委內瑞拉紅到荷里活的大明星陶樂賽·德莫拉,想必是傳承其衣缽的後起之秀。
那女星見閉幕式上登過臺的中國人來了,回來迎接,極其熱誠,我們語言不通,這可怎么是好?陶玉玲大方地與其用表情與手勢溝通交流,為什麼演員與演員之間會有一種超越書面語的密碼?她二人倒似的是他鄉遇故知般,頓成閨蜜,那男演員招呼我們去吃委內瑞拉煎餅卷,親自用餐巾紙拈了一個遞給我,陶玉玲則及時遞我一碗龍舌蘭酒,噫,倒似的是兩對姊妹在宴請我這么個外方人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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